编者按：孩子是很多中国家庭的生活重心，学校特别是小学和初中，每天下课早，很多父母还在工作，托管班就应运而生。作为学校和家庭之间的缓冲区，托管班对孩子的养成也不可小视，孩子在这里除了做作业、玩乐、结识新伙伴，还在接受各种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托管班的工作人员、内容设置、办班初衷，都会影响孩子们的身心。

现在，政府对托管班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指导，行业内也是良莠不齐，我们的访谈对象希望所有人都能关注孩子们的课后时间，规范托管行业标准，提供适合孩子活动的场地，让这个行业良性发展，让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更好的衔接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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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托管班之前，我曾在智能建筑行业做了15年的设计工作，收入稳定，工作环境也不错，但我自己清楚那不是我非常喜欢的工作。四年前的某，读完了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我忽然觉得，再过15年，除了把自己变成老太太，一点变化都没有。智能建筑这个行业，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。不知道人是否有轮回，但是，生命应该有点热情，留下一点痕迹，应该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。

那时候，我女儿上二年级，家里老人白天接送，我晚上回来陪写作业，陪玩，每天弄到很晚，周末还得赶场子，钢琴，声乐，乐理，一家人在城里东奔西跑，像陀螺一样转。我觉得这不对劲，二年级小学生怎么过得像高三？

有，我带孩子到附近的院子玩，发现这个院子很好，相对封闭，孩子可以自由奔跑。我想如果能租下来这个地方，让孩子和一群小伙伴一起玩，再把那些想上的兴趣班请到院子里来，就不用在路上浪费时间啦。为了女儿，也为了解放家里的老人，我想了很久，后决定辞职开这样一个的托管班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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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的小学下午3点多就下课。从去年开始，北京教委推行在校的课后兴趣班和托管班，把放学时间延后至5点半，来解决家长接孩子的难题。教委的初衷是很好的，但是，学校在财力和人力上难以承担课后照顾孩子的重担，也无法满足孩子们放学后自由奔跑和与同伴玩耍的需求，而且，即使是5点半放学，大部分家长还是不能赶回来接孩子。

在我这里托管的学生目前有25人。我聘请了两个工作人员和两名兼职大学生，生活老师负责扫卫生，带孩子去附近食堂吃饭，准备加餐的水果和点心等工作；我主要负责带孩子们玩，另一名老师负责教室的学习秩序，兼职的大学生负责检查孩子们的作业；接孩子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去。

有了托管，年轻的父母们可以不用老人看管孩子，避开了隔代教育。对于这点，很多家庭未必有共识。有时候，我带着孩子们走在巷子里，也会听见有老人跟自己的孩子说，“你看他们多可怜，家人都不能接送。”其实，我们托管班的孩子真的挺幸福的。

以前，我的托管班分为固定托管和临时托管两种。上个学期，有个孩子临时托管。那个孩子之前来过托管班，但也不了解熟悉我们的规则，在排队等待回去的时候独自跑到马路边上找同学。虽然没发生啥大事，但我至今想起来都后怕。今年开始把临时托管取消了，在方便和问题上，一定是位的，家长们也都表示理解。

托管班的责任很大，每天都有风险。每个孩子刚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先培养规则意识——在规矩内，是自由的；犯规了，就要受罚，比如罚站或者坐蹲起。我们尽可能的公平对待每一个孩子，奖惩分明，从小树立孩子们的规则意识，让他们懂得自由是有边界的。

为了方便管理，我们还做了大量的工作表格，具体细致地安排当天的接送名单，不能漏接孩子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不放心，每天都跟着去接送孩子。过马路的时候，两个工作人员一前一后，孩子在中间。我一路上不停地强调，“过马路，保持安静，要左看右看，不要光跟着别人走。”我经常问孩子们，你不嫌我烦吗？我都嫌自己太唠叨了。

我是越做托管，胆子越小。很多托管班一个老师接6、7个孩子，我觉得过马路很危险，超过4个孩子，能两个人来接，同时也希望交管部门能在孩子们放学的必经之路上设置红绿灯。

在中国，托管班以学校旁边的民宅为主，在日本，几十年前政府开始推行公益托管制度，每个小学附近都设有政府支持的、由公益法人经营的儿童活动中心，雇请了专职人员。孩子们放学后可以去那里玩耍、写作业，与同校的朋友交往。